2020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yī)學獎授予發(fā)現(xiàn)丙型肝炎病毒的三位科學家
（神秘的地球uux.cn報道）據(jù)俄羅斯衛(wèi)星網：2020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yī)學獎授予Harvey J. Alter、Michael Houghton和Charles M. Rice，生理獲獎理由是學或現(xiàn)丙型肝學成都外圍空姐（小姐）崴信159-8298-6630提供外圍女小姐上門服務快速安排面到付款發(fā)現(xiàn)丙型肝炎病毒。
諾貝爾獎委員會在Twitter表示：“今年，醫(yī)學予發(fā)炎病諾貝爾獎授予了三位科學家，獎授他們在應對血液傳染性肝炎方面做出了決定性的位科貢獻。血液傳染性肝炎在全球范圍內引發(fā)民眾的年諾肝硬化和肝癌。”
2019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yī)學獎被授予William Kaelin、生理Peter Ratcliffe和Gregg Semenza。學或現(xiàn)丙型肝學獲獎理由是醫(yī)學予發(fā)炎病“發(fā)現(xiàn)了細胞如何感知和適應氧氣的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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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地球uux.cn報道）據(jù)新浪科技：2020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yī)學獎揭曉：美國科學家Harvey J。 Alter，位科英國科學家 Michael Houghton 和美國科學家Charles M。年諾 Rice 三人 獲獎，生理獲獎理由：發(fā)現(xiàn)丙型肝炎病毒。學或現(xiàn)丙型肝學從發(fā)現(xiàn)丙型肝炎病毒到治愈丙型肝炎的故事非常像一部經典懸疑小說的情節(jié)。
先是令人費解的罪行，接著是對嫌疑人的漫長追捕，最后是對作惡者的嚴厲打擊。盡管故事還沒有完全結束，但與丙型肝炎的斗爭已經演變?yōu)楝F(xiàn)代科學研究中最偉大的成功故事之一。
未知的罪魁禍首
肝炎（Hepatitis）即肝臟的炎癥，長期以來一直伴隨著人類的歷史。不幸的是，肝炎的癥狀對許多人來說十分熟悉，包括腹痛、疲勞、黃疸（皮膚和眼睛發(fā)黃）等；在許多嚴重的病例中，還會出現(xiàn)肝功能衰竭和死亡。直到20世紀，科學家才發(fā)現(xiàn)大多數(shù)肝炎病例是由感染肝臟細胞的病毒引起的。后來，研究人員根據(jù)病毒性肝炎病例的特點將其分為兩種不同的疾病；這兩種疾病可能都很嚴重，但它們在傳播和致病方式上有所不同。甲型肝炎（Hepatitis A）是通過人與人之間的接觸，或通過受污染的食物或水傳播的，潛伏期短，能導致急性疾病。乙型肝炎（Hepatitis B）則是通過血液和其他體液傳播，潛伏期長，可能導致慢性（長期）感染。由于許多肝炎病例似乎都是由于輸血引起的，因此病毒的鑒定，特別是引起乙肝的血源性病原體的鑒定就變得至關重要。如果已知存在病毒，就可以對血液供應進行篩查，防止疾病的傳播。
1963年，美國國立衛(wèi)生研究院糖尿病與消化及腎臟疾病研究所（NIDDK，當時稱為“國家關節(jié)炎和代謝性疾病研究所”）的科學家發(fā)現(xiàn)了乙型肝炎病毒的一種主要蛋白質，最終允許對血液供應進行檢測。然而，成都外圍空姐（小姐）崴信159-8298-6630提供外圍女小姐上門服務快速安排面到付款乙肝病毒篩查和排除傳染性獻血者僅使輸血后肝炎病例減少25% 至50%。據(jù)推測，其余病例要么是由甲型肝炎病毒引起的，要么是可能在篩查過程中漏掉的乙型肝炎病毒引起的。然而，到了20世紀70年代中期，美國國立衛(wèi)生研究院過敏癥和傳染病研究所（NIAID）傳染病實驗室的哈維·詹姆斯·阿爾特（Harvey James Alter）研究團隊鑒定出了甲型肝炎病毒，并與NIH臨床輸血醫(yī)學中心的部門合作，發(fā)現(xiàn)其他的肝炎病例既不是甲型肝炎，也不是乙型肝炎。在肝臟內部，有一些別的病毒在大肆破壞，所有的跡象都指向第三種病毒。像乙型肝炎一樣，這種新發(fā)現(xiàn)的疾病可能通過受感染的血液傳播，并可能導致慢性感染和肝硬化（瘢痕）。然而，這種慢性疾病在成年人身上出現(xiàn)的幾率遠高于乙型肝炎，而且患者很少出現(xiàn)急性癥狀，這可能意味著這種疾病在出現(xiàn)明顯的感染跡象之前，可能會陷入一種慢性狀態(tài)。在接下來的15年里，這種疾病背后的罪魁禍首一直不為人知，因此這種疾病被簡單地稱為非甲非乙型肝炎。
阻止非甲非乙型肝炎
科學家尋找著非甲非乙型肝炎背后的神秘因素，同時也將精力集中在治療上。由于病毒仍然未知，第一批試驗的便是那些已被證明有效、針對絕大多數(shù)病毒的藥物。乙肝患者對一種名為“α型干擾素”的化學物質會出現(xiàn)一定效果的反應。α型干擾素是一種自然產生的物質，是免疫細胞對病毒感染或其他環(huán)境壓力作出的反應。干擾素通常是注射到病灶，使細胞進入一種抗病毒狀態(tài)，即“干擾”病毒復制，從而使細胞免于感染。由于干擾素是一種對抗多種病毒的一般防御機制，因此嘗試用它來對抗引起非甲非乙型肝炎的未識別病毒是合乎邏輯的。
1984年，NIDDK院內研究項目的科學家在馬里蘭州貝塞斯達的NIH臨床中心對10名患者進行了干擾素初步研究。在16周的時間里，這些患者每天都要服用藥物，并通過檢測血液中是否出現(xiàn)肝損傷標記來監(jiān)測他們的肝臟健康。研究人員很快就有了試驗結果，而且頗具戲劇性：大多數(shù)患者的肝臟在一個月的治療后顯得更加健康。4個月后停止干擾素治療，患者復發(fā)；然而，一旦重新開始治療，他們的肝臟健康又再次改善，即使在劑量逐漸降低并在一年后停止治療后仍保持正常。一些患者對干擾素治療只有最小的反應，而另一些患者有反應但隨后復發(fā)；但是，在最終長達10到25年的隨訪中，試驗中有一半的患者沒有顯示出肝臟感染的跡象。他們是首批治愈這種疾病——最終被稱為丙型肝炎（hepatitis C）——的患者。
盡管有這些初步的結果，但更大規(guī)模的臨床試驗降低了人們對干擾素的期望。這些研究的結果因患者而異，但僅用干擾素治療通常成功率——以持續(xù)病毒學應答率（SVR）來衡量——較低。實現(xiàn)SVR的患者在停止治療后至少24周內檢測不到病毒，意味著治療成功且患者不會復發(fā)的可能性非常大。單獨使用干擾素治療的SVR通常低于20%。然而，干擾素與其他抗病毒藥物的結合讓研究者看到了希望。其中一種藥物是利巴韋林（ribavirin），已經由NIDDK的研究人員作為一種獨立療法進行了首次試驗，但它對病毒水平只產生了較低和暫時的影響。后來的研究表明，干擾素和利巴韋林的聯(lián)合使用優(yōu)于單獨使用干擾素，顯示SVR為30%到40%。另一個進展是科學家對干擾素進行了化學修飾，使其在人體內的持續(xù)作用時間更長。這種“聚乙二醇干擾素”（peginterferon）結合利巴韋林的方法達到了55%的SVR率，成為了丙型肝炎患者的標準治療手段。
這些研究的結果表明，科學家要做的還有很多。盡管對超過一半的患者來說，基于干擾素的治療通常是成功的，但也經常伴隨著副作用，如發(fā)熱、疲勞、肌肉疼痛和抑郁等，這些往往限制了治療的劑量和時間。盡管如此，這些初步試驗為了解病毒對治療做出的反應（或抵抗）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并為了解病毒的生物學特性和抗逆能力提供了重要線索。當以更有效的手段為基礎設計治療方法時，這些都將十分有用，即將到來的重大進展也將使這些療法觸手可及。
丙型肝炎病毒的發(fā)現(xiàn)
1989年，美國加州一家名為Chiron的生物技術公司的生物化學家邁克爾·霍頓（Michael Houghton）與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CDC）的研究人員合作，發(fā)現(xiàn)了這種非甲非乙型肝炎病毒。該研究證實，這是一種新的病毒，現(xiàn)在的官方名稱為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C virus，簡稱HCV）。這是醫(yī)學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進步，使科學家得以開發(fā)檢測丙肝病毒的檢測方法，并迅速應用于獻血篩查。在接下來的幾年里，隨著檢測技術的改進，丙肝病毒從輸血供應中被有效消除。丙肝病毒的鑒定也促成了一系列后續(xù)的研究，確定了該病毒的分子結構。這對于設計專門與病毒成分相互作用，并抑制其復制的藥物至關重要。病毒的鑒定還使研究者能更精確地診斷丙型肝炎，并理解其患病率；事實上，最終的研究結果顯示，丙型肝炎是西方世界最常見的慢性肝炎、肝硬化和肝癌病因。
丙型肝炎病毒的發(fā)現(xiàn)是決定性的，但是這個謎題的另一關鍵部分尚未解答：單是病毒就能導致肝炎嗎？為了回答這個問題，科學家們必須研究克隆的病毒是否能夠復制并導致疾病。華盛頓大學圣路易斯分校的研究者查爾斯·M·賴斯（Charles M。 Rice）和其他研究RNA病毒的小組注意到，在丙型肝炎病毒基因組末端有一個此前未被識別的區(qū)域，他們懷疑該區(qū)域可能對病毒復制很重要。賴斯還在分離的病毒樣本中觀察到遺傳變異，并推測其中一些可能會阻礙病毒復制。通過基因工程，賴斯獲得了丙型肝炎病毒的RNA變異，其中包括新定義的病毒基因組區(qū)域，不存在失活基因變異。當這種RNA被注射到黑猩猩的肝臟時，在它們的血液中檢測到了病毒，并觀察到了與患有這種慢性疾病的人類相似的病理變化。這是最后的證據(jù)，證明單單丙型肝炎病毒就可以導致不明原因的輸血介導型肝炎病例。
利用新的直接檢測技術對丙肝病毒進行檢測，表明干擾素治療降低了血液中的病毒水平；重要的是，對治療有臨床反應且沒有復發(fā)的患者變成了丙肝陰性，他們的慢性病毒感染被治愈了。對血液中丙肝病毒RNA（該病毒的遺傳物質）的檢測是未來治療的關鍵。研究表明，在停止治療后的12周內持續(xù)沒有發(fā)現(xiàn)丙肝病毒RNA可以作為可靠的治療終點。SVR的數(shù)值成為了新療法臨床試驗的基準，而批準一種新療法的標準是，其產生的SVR要高于利巴韋林結合聚乙二醇干擾素的療法。
對丙肝病毒基因組成的研究表明，該病毒具有若干基因型（或基因變種），這些基因型決定了該病毒對治療的反應效率。例如，基因型1是全世界范圍內最常見的基因型，但臨床試驗發(fā)現(xiàn)，它對干擾素治療的抵抗力比其他基因型更高。不同基因型的鑒定可以使研究人員更好地預測并定制治療方法，這也解釋了為什么一些臨床試驗參與者使用聚乙二醇干擾素的結果好于其他人。鑒定丙型肝炎病毒的另一個重要結果是，現(xiàn)在研究人員能夠分析病毒的分子成分，并確定哪些可以成為理想的藥物靶點。這些潛在目標包括一種聚合酶，它對病毒遺傳物質的復制至關重要；一種蛋白酶，病毒在組裝前利用該酶對其成分進行加工；還有一種名為NS5A的蛋白質，在病毒復制中發(fā)揮著多種重要作用，包括調節(jié)細胞對干擾素的反應。
當科學家努力研究丙肝病毒的特征時，他們也在治療丙肝方面取得了進展。2005年，三組研究人員在實驗室的細胞中各自培養(yǎng)出了這種病毒，在藥物設計方面邁出了巨大的一步。這使得對丙肝病毒生命周期的研究和關鍵病毒成分的鑒定成為可能。這些研究促進直接針對病毒靶點、專門阻斷HCV復制的治療方法的發(fā)展。盡管干擾素和利巴韋林等廣泛的抗病毒療法有一定效果，但副作用令人難以忍受。如果能設計出一種專門針對丙肝病毒的藥物，效果可能會更局限于感染病毒的細胞，從而極大地限制“友軍炮火”對身體其他部位的損害。
聚焦丙型肝炎病毒
專門針對丙肝病毒的直接抗病毒藥物（DAAs）的時代始于2011年，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DA）批準了第一批蛋白酶抑制劑。這些藥物包括特拉匹韋（telaprevir）和波普瑞韋（boceprevir），以及后來批準的幾種類似藥物，針對的都是HCV蛋白酶，而這是病毒復制的關鍵。當?shù)鞍酌敢种苿┡c聚乙二醇干擾素和利巴韋林聯(lián)合使用時，SVR高達75%。然而，這種三聯(lián)療法與已經使用聚乙二醇干擾素和利巴韋林的患者相比，會出現(xiàn)額外的副作用。盡管如此，丙型肝炎病毒特異性蛋白酶抑制劑的成功表明，這種病毒存在弱點，可以通過精心設計和適當使用的藥物加以利用。
在接下來的幾年里，研究者開發(fā)并試驗了更多新的抗丙肝病毒藥物。這些新藥包括索非布韋（sofosbuvir）和達薩布韋（dasabuvir），它們都可以干擾HCV聚合酶的活性。第二類藥物的成員，雷迪帕韋（ledipasvir）和達卡他韋（daclatasvir）針對的是病毒的NS5A區(qū)域，這是一種對病毒復制至關重要的結構蛋白。這些藥物中有許多一開始是與聚乙二醇干擾素和利巴韋林，或與蛋白酶抑制劑聯(lián)合試驗的。一般情況下，SVR至少為80%。
隨著直接抗病毒藥物療法的成功，情況也變得更加明朗：當其中幾種療法聯(lián)合使用時，干擾素就不再是必要的了。這是丙型肝炎治療進展中至關重要的一步，因為消除了對聚乙二醇干擾素的依賴，避免了伴隨干擾素治療而來的許多令人痛苦的副作用。這些全口服方案也為不能安全使用聚乙二醇干擾素的患者提供了治療的可能性。也許最成功的DAA組合是索非布韋和雷迪帕韋；有了這兩種藥物，SVR飆升到99%到100%。此外，這種組合僅用8到12周的治療就能取得成功。經過多年的艱苦研究，終于有了一種真正的治療丙型肝炎的方法，并且?guī)缀鯇λ腥硕加行А?br>丙肝治療的未來
目前的治療方法具有如此高的成功率，似乎丙型肝炎的故事已經到了最后的章節(jié)，但它還沒有結束。預防丙型肝炎的疫苗將使該疾病的流行率急劇下降，但開發(fā)疫苗的努力仍在進行中，尚未取得成功。雖然甲型肝炎和乙型肝炎都有疫苗，但丙型肝炎病毒的變異能力比這兩種病毒更強，再加上其他因素，使疫苗研制工作變得更加復雜。此外，盡管目前的藥物表現(xiàn)出很好的效果，但FDA批準的更成功的直接抗病毒藥物療法的成本極高，對許多患者構成了重大障礙。
無論如何，丙型肝炎研究已經走過了漫長的道路。從對一種神秘的新病毒的早期搜索，到罪魁禍首的確定，再到開發(fā)有效的治療方法，人類戰(zhàn)勝丙型肝炎的故事絕對是一部一波三折的經典懸疑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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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地球uux.cn報道）據(jù)藥明康德：諾貝爾基金會宣布，將2020年的諾貝爾生理學或醫(yī)學獎授予Harvey J。 Alter博士、Michael Houghton博士和Charles M。 Rice博士，以表彰他們對丙肝病毒的重要發(fā)現(xiàn)。
千年病毒在戰(zhàn)場埋下的根
被現(xiàn)代醫(yī)學確認的丙肝病毒，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流行的黃疸性肝炎。近現(xiàn)代以來丙肝的爆發(fā)和傳播，則更像是二戰(zhàn)戰(zhàn)場上擴散開來的一團烏云。《病毒學雜志》的一篇研究，在對全球丙肝病例數(shù)據(jù)進行分析后，猜測性地把丙肝傳播和二戰(zhàn)時的野戰(zhàn)醫(yī)院聯(lián)系到一起，認為匱乏的醫(yī)療條件滋生了血源性丙肝病毒的傳播。而戰(zhàn)爭結束后攜帶或感染病毒的士兵，又成為丙肝病毒傳到了世界各地的種子。 目前我們還沒辦法真正確定二戰(zhàn)和丙肝傳播的直接相關性，但可以確定的是，二戰(zhàn)對丙肝病毒發(fā)現(xiàn)和治療起到了推動。在二戰(zhàn)結束后不久的1947年，一些科學家基于過往經驗和二戰(zhàn)士兵肝炎病例，建設性地提出了甲肝病毒和乙肝病毒的存在，為現(xiàn)代醫(yī)學探索病毒性肝炎敲開了一扇窗，也間接帶動了丙肝病毒的發(fā)現(xiàn)和治療。
揪出隱匿的病毒
最初，人們推測甲肝病毒經由口-糞傳播，而乙肝病毒經由血液傳播。接下來的十幾年當中，科學家們試圖找到這兩種肝炎的“元兇”，并以此研發(fā)更好的治療藥物，來對抗病毒性肝炎對人類健康的威脅。
1965年之后，人們推測中的乙肝和甲肝病毒相繼被發(fā)現(xiàn)，但當時的一位科學家哈維·阿爾特（Harvey J.Alter）教授很快發(fā)現(xiàn)，它們并不是肝炎病毒的全部。因為，在輸血后發(fā)現(xiàn)的肝炎樣本中，有近80%病例既不屬于乙肝也不屬于甲肝。這也就意味著，存在第三種肝炎病毒，和乙肝病毒一樣，以血液等體液為傳播途徑，隱匿在人群中無聲地傳播，成為影響輸血乃至人類健康的潛在風險。
在之后長達15年的時間里，受當時的醫(yī)學研究手段所限，阿爾特教授和他的團隊都未能窺見這第三種肝炎病毒的真容。但是他們依然盡其所能，給世界豎起了安全的防護墻——通過增加輸血檢測指標，將輸血后病毒性肝炎的感染從33%降低至4%；并為病毒的發(fā)現(xiàn)留下了線索——在黑猩猩身上培養(yǎng)神秘的第三種肝炎的感染血清，并將它留給能破解密碼的接任者。
1989年，邁克爾·霍頓（Michael Houghton）教授和他的團隊接過了接力棒。利用分子生物學克隆技術，他們分離出了丙肝病毒的RNA片段（HCV-RNA），讓丙肝檢測從以往的排除法發(fā)現(xiàn)，進入到了精準化發(fā)現(xiàn)的新階段。
通過這個技術，科學家得以檢測出：88%既不屬于乙肝也不屬于甲肝的病例，正是丙肝！這樣的檢測被迅速應用于世界范圍內的輸血及血制品篩查，到1992年隨著技術的改進，丙肝病毒幾乎從輸血及血制品供應中絕跡，每年讓數(shù)百萬患者免受丙肝感染。
給丙肝病毒以“生命”
在完成“發(fā)現(xiàn)丙肝病毒”這關鍵且艱難的一步后，故事本應沿著“從確定分子，到尋找靶點，再到對癥下藥”的常規(guī)路線順利走下去，但很快躊躇滿志的科學家就遇到了新麻煩：丙肝病毒極難在實驗室環(huán)境下進行復制。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得不到實驗材料的科學家要如何研究丙肝的病毒構成和生命周期？又要用什么來研發(fā)針對性的抗病毒藥物？
問題又回到了丙肝病毒本身。來自美國華盛頓大學圣路易斯分校的查爾斯·萊斯教授（Charles Rice）和來自德國的拉爾夫·巴滕施拉格教授（Ralf Bartenschlage）在攻克“讓活細胞被丙肝病毒感染”這個難題上，取得了突破。
萊斯教授比較了大量從患者體內分離出的丙肝病毒RNA，并找到了它們的“共有序列”（consensus sequence）。這條“標準”RNA注入到猩猩體內后，成功引起了丙肝感染。兩年后，在萊斯教授的研究基礎上，巴滕施拉格教授更進一步找到了首個能讓丙肝病毒進行高效復制的細胞系。又過了一年，萊斯教授也在《科學》雜志上報道了由他的團隊獨立開發(fā)出的全新細胞系。
這兩則重磅消息引爆了整個學術圈與工業(yè)界——人們終于有了能用來篩選丙肝藥物的工具，為開發(fā)直接抗病毒藥物（direct-acting antiviral agents，DAAs）奠定了基礎。
黑夜雖漫長，但黎明已到來
在這個基礎奠定之前，丙肝被視為極難治療的一種肝病，唯一有效的治療方案是干擾素合并利巴韋林（一種廣譜抗病毒藥物），但這樣“盲人摸象”式的“標準方案”會引起極大的副作用。科學家一直在探索丙肝治療的針對性抗病毒藥物，以避免“友軍炮火”對身體其他部位的傷害。在實驗室成功培養(yǎng)出丙肝病毒，為科學家研究其成分和生命周期提供了必要條件。
通過不斷實驗篩選，科學家發(fā)現(xiàn)NS3/4A蛋白酶、NS5A蛋白酶和NS5B聚合酶具有成為攻克丙肝靶點的潛力。其中NS5B聚合酶直接負責病毒的RNA復制；NS3/4A蛋白酶催化丙肝病毒非結構蛋白水解成熟，是丙肝病毒生活周期所必須的；而NS5A蛋白上存在干擾素敏感決定區(qū)，且NS5A對丙肝病毒的復制有調節(jié)作用。如果能開發(fā)藥物，有效針對這些靶點，就可以極大地干擾丙肝病毒復制，讓它們“斷子絕孫”。
2011年，特拉匹韋（telaprevir）等首批直接抗丙肝病毒藥物經美國FDA批準上市。試驗結果顯示，與此前治療丙肝的“標準方案”相比，靶向NS3/4A蛋白酶的特拉匹韋具有更高的抗病毒活性及良好的安全性和耐受性。在12周的治療后，特拉匹韋結合干擾素和利巴韋林的三聯(lián)療法，使89%的受試者血液內檢測不到丙肝病毒（SVR 89%），療效明顯優(yōu)于使用干擾素和利巴韋林治療的對照組（SVR 44%）。盡管相關療法依舊存在副作用，但也讓丙肝患者首次看到了治愈的希望。
2013年，NS5B抑制劑索非布韋（sofosbuvir）的誕生是科學家在丙肝攻堅史上樹立的一座里程碑。它是首個無需干擾素就能高效治愈丙肝的直接抗病毒藥物，徹底變革了丙肝的治療，讓患者不再受干擾素副作用的困擾。在臨床試驗中索非布韋展示出了對丙肝2型和3型患者100%的治愈率！學界著名期刊《細胞》雜志稱其為“這一代人在公共衛(wèi)生領域取得的最重要成就之一”。
未完待續(xù)的征程
在醫(yī)學史上，只有屈指可數(shù)的慢性疾病能夠被治愈，丙肝正是其中的一種。根據(jù)《內科學年鑒》上發(fā)表的一項新的研究，基于現(xiàn)有的篩查和治療手段，到2036年，曾經在世界傳染病中排名前列的丙肝將成為罕見病，世界衛(wèi)生組織更是把2030年消滅丙肝作為目標。
與丙型肝炎的斗爭似乎已經進入了尾聲，但科學家的努力還沒有結束。目前，甲肝和乙肝都已經有了預防疫苗，但丙肝還沒有疫苗。與甲肝和乙肝病毒相比，丙肝病毒更容易變異，這給丙肝疫苗開發(fā)工作帶來了復雜的挑戰(zhàn)。此外，在全球推廣丙肝的直接抗病毒治療依然任重道遠，面對少部分丙肝病患未滿足的醫(yī)療需求，我們需要繼續(xù)投入研發(fā)力量，同時也需要進一步降低研發(fā)成本，讓好醫(yī)好藥盡早惠及全球病患。
過去三十年，科學家和產業(yè)人士的共同努力，讓我們看到了丙肝治愈的奇跡，也給我們帶來了探索前路的勇氣。
相關報道：2020諾貝爾生理學或醫(yī)學獎揭曉：發(fā)現(xiàn)丙型肝炎病毒
（神秘的地球uux.cn報道）據(jù)新浪科技：2020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yī)學獎揭曉：Harvey J。 Alter， Michael Houghton and Charles M。 Rice 三人 獲獎，獲獎理由：發(fā)現(xiàn)丙型肝炎病毒。有史以來的第一次，丙型肝炎病毒現(xiàn)在可以被治愈。2020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yī)學獎獲獎者們的發(fā)現(xiàn)，揭示了慢性肝炎其余病例的病因，并使得血液檢查成為可能，新的藥物也拯救了數(shù)百萬人的生命。
今年的諾貝爾生理學和醫(yī)學獎授予為抗擊血源性肝炎做出決定性貢獻的三位科學家。血源性肝炎是一種主要的全球健康問題，會導致世界各地的人罹患肝硬化和肝癌。
Harvey J。 Alter、Michael Houghton和Charles M。 Rice的重大發(fā)現(xiàn)使我們能夠鑒定一種新的病毒——丙型肝炎病毒。在他們的工作之前，盡管甲型肝炎和乙型肝炎病毒的發(fā)現(xiàn)至關重要，但大多數(shù)血源性肝炎病例仍然無法解釋。丙型肝炎病毒的發(fā)現(xiàn)揭示了其余慢性肝炎病例的原因，并使驗血和新藥物成為可能，從而挽救了數(shù)百萬人的生命。
詳細解讀：
肝炎——人類健康的全球威脅
肝炎（hepatitis），是希臘語中的“肝”和“炎癥”一詞的組合。肝炎主要由病毒感染引起，但酗酒、環(huán)境毒素和自身免疫疾病等也是重要的原因。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人們發(fā)現(xiàn)主要有兩種類型的傳染性肝炎。第一種成為甲型肝炎（hepatitis A），其通過被污染的水或事物傳播，但對患者幾乎沒有長期影響。第二種類型主要通過血液和體液傳播。因為可以導致慢性疾病，并發(fā)展為肝硬化和肝癌（圖1），這種類型的肝炎威脅更嚴重。這種類型的肝炎是隱性的，因為健康個體在感染之后，可能會經過許多年才會顯現(xiàn)出嚴重的并發(fā)癥。血源性肝炎與高發(fā)病率和高死亡率相關，每年在全球范圍內造成一百多萬人死亡，從而使其成為與HIV感染和結核病相當?shù)娜蛐越】祮栴}。
獲獎人介紹：
Harvey J。 Alter于1935年出生于紐約。他在羅切斯特大學醫(yī)學院獲得醫(yī)學學位，并在斯特朗紀念醫(yī)院和西雅圖大學醫(yī)院接受內科訓練。1961年，他加入美國國家衛(wèi)生研究院（NIH）擔任臨床助理。在喬治敦大學任職數(shù)年之后，他于1969年回到NIH，加入臨床中心的輸血醫(yī)學系，擔任高級研究員。
Michael Houghton出生于英國。1977年，他在倫敦國王學院獲得博士學位。1982年，他加入了G。 D。 Searle & Company公司，之后又在加利福尼亞州埃默里維爾的Chiron公司任職。他于2010年遷往加拿大阿爾伯塔大學，現(xiàn)為加拿大卓越研究教授，主攻病毒學；他還是阿爾伯塔大學的“李嘉誠教授”，并兼任李嘉誠應用病毒學研究所所長。
Charles M。 Rice 1952年出生于薩克拉門托。1981年，他在加州理工學院獲得博士學位，并在1981-1985年期間接受博士后培訓。1986年，他在圣路易斯的華盛頓大學醫(yī)學院建立了自己的研究小組，并于1995年成為全職教授。自2001年以來，他一直是紐約洛克菲勒大學的教授。2001年至2018年期間，他擔任洛克菲勒大學丙型肝炎研究中心的科學和執(zhí)行主任，目前仍在該中心工作。